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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

卷土重来，家门口的菜摊会被社区团购“玩”坏吗？******

　　家门口的菜摊会被社区团购“玩”坏？

　　一边是舆论质疑，一边是资本青睐，社区团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滴滴”“蛋壳”？互联网巨头进军社区团购势必垄断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社区团购争议背后还透露了哪些现实焦虑？

　　最近一周，舆论对社区团购的关注持续火热。以“社区团购”为关键词的相关话题频频冲上微博热搜，其中“社区团购会夺走卖菜商贩生计吗”阅读量超过2.47亿。

　　对比此前争夺流量入口的打车大战、外卖大战、单车大战，部分舆论担心此次互联网巨头会故技重施：先采取低价倾销策略占领市场，再“挟流量以令市场”挤压中间商“卖菜者”生存空间，继而剥夺终端消费者“买菜自由”。

　　一边是舆论质疑，一边是资本青睐，社区团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滴滴”“蛋壳”？互联网巨头进军社区团购势必垄断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社区团购争议背后还透露了哪些现实焦虑？带着这些疑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了新老菜市场、买菜居民、行业人士，开展多维度解析，试图揭开纷争背后的社区团购真面目。

　　现实中的“社区团购”

　　“90后”李萌是一位年轻妈妈，每天加班到7点，出了地铁，还得往返2公里去菜市场买菜。现在有了社区团购，她只需要从“团长”那里下单，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中把自己定好的菜带回家就可以了。

　　“我省下了2公里的往返体力与时间。”李萌说，社区团购的菜品相对固定，但她实在不想为多吃一两个菜，每天多走2公里。

　　在李萌看来，社区团购很方便，而丰富性是一家菜市场最打动她的地方。“我会在周末去菜市场采购一番。”

　　迈皋桥老街集贸是南京城北的一家老菜市场，临近岁末年关，这里的肉铺生意异常火爆。每天清早，各家铺子前挤满了前来灌腊肠的居民，一眼望去，几乎都是老年人，仿佛正在掀起的社区团购浪潮与他们无关。

　　记者随机走访了这家菜市场多个铺位，他们也表示生意暂未受到社区团购的冲击。“该买还得买啊，这段时间菜价也没有受到波动。”张萌的蔬菜铺子在菜市场入口，据她观察，菜市场里不乏年轻人身影。

　　“主要看时段，白天年轻人要上班，没空逛菜市场，傍晚下班后来这里买菜的年轻人不少。”张萌告诉记者。

　　“社区团购是人家帮你挑菜，肯定没自己亲手挑的好。”记者采访间隙，一名穿着黄色美团外卖工作服的配送员过来挑菜。记者起初以为他是为客户送菜，交谈后才知道，他竟然是这家摊位的老主顾，每周要来买两三次。

　　“民以食为天，最重要的还是食材新鲜。”在干配送前，郑世强曾是一名饭店厨师，他认为年轻人不会特别在意几毛钱的折扣，更在乎买到手的菜放心不放心。目前他与另外两人合租，平常一起搭伙做饭，由他来买菜、掌勺。

　　“社区团购不见得会取代线下菜市场，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郑世强说，团购群体以年轻人居多，一些上班族晚上回家想炒个菜，一打开冰箱发现是空的，就会用手机下单买菜。老年人如果不是住在楼梯房高层，团购需求并不紧迫。没事逛逛菜市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

　　“我们这里不少摊主也会搞搞社区团购，卖自己铺子里的菜，帮客户‘跑腿’去其他铺子买菜。”好邻里惠民中心的负责人吴殿昌说，为了吸引并留住客户，有的摊主会自己“贴钱”为客户代购。

　　好邻里惠民菜市场是南京第一家“智慧菜市场”。这家脱胎于夜市大排档的农贸市场，如今被装修成商业综合体的样子，是当地居民口中“五星级”菜市场，可覆盖周边12万人的“茶米油盐”。

　　菜市场四处悬挂着广告条幅，上面统一标着“搜好邻里菜市场，省时间给生活”的字样以及一些俏皮话：“菜炒一半缺点啥，手机下单全送达”“爷爷教我炖海带，我教爷爷云买菜”“孙儿太小走不开，手机买菜送上来”……“这些条幅年轻人很喜欢，会专门来拍照。”吴殿昌说。

　　“一个月前我们开始与‘饿了么’合作，把所有菜品都放到了线上，对线下菜市场做了数字化改造。我们菜市场人气高，‘饿了么’会时不时过来搞促销。”吴殿昌说。

　　他告诉记者，这种大平台来做促销，优惠力度非常大，对一些商户冲击不小。“有商户来跟我抱怨，说大平台‘抢’他们生意。我跟他们说，即便‘饿了么’不来，以后也会有其他大平台来。促销只是一时的，重要的还是菜好不好，菜市场的环境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来。”吴殿昌说。

　　资本江湖中的“社区团购”

　　社区团购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其萌芽源于社区电商。早在2014、2015年，各种社区电商服务就已经遍地开花，例如与体彩店合作，搭建社区O2O服务平台的“咕啦电商”；再比如瞄准我国社区连锁便利店空白的“购百特”；还有房地产公司孵化的以物业为基础，定位于智慧社区服务的“爱助家”。

　　资本也在此时“盯”上了这些精耕社区流量的新势力。企查查统计显示：2014年以“兴盛优选”“爱鲜蜂”“中商惠民”为代表的产品，开启了社区团购“赛道”投融资先河。而各类资本的“注入”在2018年迎来高峰期，公开融资事件达23起，所披露的融资金额16.7亿元。

　　社区团购在2018年前后短暂“火”了一阵。但由于订单密度不够高，平台接连出现倒闭潮。疫情以来，不少用户开始接受预售制的社区团购。订单密度的激增，让几大互联网巨头重新看到了社区团购的价值和前景，纷纷加速布局，烧钱补贴随之而来。

　　来自企查查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社区团购公开融资事件达19起，稍逊于2018年；但公开披露融资金额高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56.3%，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背靠互联网巨头的同程生活、十荟团、兴盛优选、爱鲜蜂的融资次数最多。

　　通览2020年社区团购赛道的投资方，阿里、腾讯、同程、滴滴、京东，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身影频频出没，一个潜力巨大、群雄逐鹿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

　　“滴滴和美团把社区团购的战略地位提得很高，但这和他们的主营业务固有优势不匹配，靠砸钱补贴，没有成本优势；京东后进，但仓储物流有优势；拼多多布局很早很快，也有着农产品供应链的天然优势；阿里的生鲜供应链主要对接本地生活事业部，主要是盒马和饿了么在布局。”对于社区团购在各大平台的战略地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雷莹分析。

　　雷莹认为，“买菜”是刚需，高频且价格敏感。对于京东、拼多多、淘宝等本来就有生鲜电商布局的平台来说，如果不进入社区团购，别人做了，消费者就不来线上买了。对于滴滴和美团来说，更多是出于对新业务和营收来源的开拓。

　　“当前社区团购市场区域特征明显，但尚无全国性龙头。社区团购对互联网巨头来说极具吸引力，巨头纷纷布局争夺下沉市场流量入口。”中信建投研报中显示：2019年中国生鲜零售市场规模达5.1万亿元，生鲜电商市场规模达2796.2亿元，渗透率仅5.48%。

　　疫情刺激下，2020年社区团购市场发展迅猛，市场规模预计达到890亿元以上，在生鲜电商中占比达到21.9%，疫情培养了用户社区团购的习惯，有望推动社区团购市场的高速增长。

　　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放任不管

　　资本介入的社区团购大战，被看作是继外卖、网约车、共享单车后，互联网巨头们最激烈的一次混战。凭借5毛一斤土豆、3毛一个鸡蛋等低价模式，互联网巨头对社区小菜贩们造成碾压。一些小菜贩或关门歇业，或沦为互联网巨头的线下员工，以至于舆论开始担心，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

　　“我也想加入社区团购，但是没有这个渠道，也没有人找我。”南京宝船菜市场商户赵文凤在板桥有十亩地，每天早出晚归，卖的菜价格要比批发菜高一点。她比较欢迎像京东买菜这种代买配送，但社区团购这种直接到源头去买菜的，对他们冲击太大。

　　“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下半年疫情之后，不少地方习惯了网上配送，传统生意还是不好。”南京市农贸市场协会副会长、南京绿恒市场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盛丽琴说，我们也鼓励商户加入社区团购，但团购上面的菜那么便宜，他们是比不了的。

　　“我们劝商户们忍一忍，等一等，熬下去，毕竟烧钱也烧不了多久。与此同时，我们也鼓励商户尽快适应这种变化，找到活下去的办法。”盛丽琴说。

　　“电商巨头进入社区团购，更多是希望通过高频消费场景获客，他们的低价竞争策略，会对传统农产品市场供应量造成冲击，不利于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布瑞克农业互联网董事长孙彤说。

　　孙彤认为，农产品品类众多、供应链长且资产重，在局部形成垄断，打垮小菜摊后，涨价、杀熟是可能的。但目前很难有电商巨头能够完全掌控如此多的品类并形成垄断。如果只做一两个品类，就不会有规模效益出来，竞争力达不到，最多半年价格战就会消停。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就提出，不准“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但指南中也提出，“平台经营者低于成本销售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一)在合理期限内为发展平台内其他业务；(二)在合理期限内为促进新商品进入市场等”。

　　12月9日，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率先发布《电商“菜品社区团购”合规经营告知书》，要求菜品社区团购的“团长”(负责人)，视情应办理相应的市场主体登记，平台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实施低价倾销，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扰乱正常经营秩序。

　　在该局同日召开的电商“菜品社区团购”合规经营座谈会上，阿里巴巴、美团、滴滴、苏宁等电商社区团购相关负责人已在告知书上签字，承诺诚信依法经营，开展有序良性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

　　“来座谈都是子公司，有的是分公司的分公司，他们做不了主，得听总部统一号令。”据接近这次座谈会的知情人士透露，美团、拼多多等平台的总部甚至华东的中心都不在南京，发出告知书和召开座谈会，是为了在出现低价倾销等苗头时及时提醒。记者注意到，南京市目前还没有出现关于社区团购的行政处罚案例。

　　12月中旬左右，华海顺达、卫龙、香飘飘等部分供货商给渠道经销商发通知称，没有授权，不得操作社区团购平台；不允许做单品超低价销售。

　　“现在的社区团购大战，从全国看还是初级阶段，但在长沙等地已经进入到了激烈竞争阶段。巨头们为什么砸那么多钱参与，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未来电商模式的雏形，不单单是千亿级市场的事情。”同程生活高级合伙人肖志龙说，未来的电商带有社交属性，此前的烧钱补贴模式是行不通了，一定要有完整的场景和履约来实现盈亏平衡。

　　“如今业内竞争愈加激烈。”南京建邺区某社区团长“幸福小猪宝”向记者坦言，“团长”越来越不好当。在社群这类口碑消费场景里，平台所说的轻松赚钱是办不到的。“平台不能保证每批货都好，得人去看了才敢推。2000块钱的一个团，就赚200块不到，我一个人跑不过来还得和人分。”

　　“疫情给了社区团购发展的机会，其爆发力和潜力都在进一步挖掘中。”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莫岱青也认为，如果社区团购想靠性价比或交付服务突围，终归得靠强大的供应链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可以说社区团购是一门供应链的生意。只有全方位地服务消费者，把好品质关，才能长久。

　　雷莹指出，和此前网约车、共享单车不同，各大平台在社区团购业务上的优劣势有很大差异度，所以不会像同质化竞争那样完全成为价格战，后期通过供应链和仓储物流的优化，在成本优势上就会拉开差距。

　　“对于社区团购模式本身的价值不能完全否定，该肯定的要肯定。”雷莹说，社区团购在某些方面满足了消费者需求，资本看到了这部分商业潜力。这条路能否走得通，不妨多给这一互联网新业态一些成长空间。

　　“菜篮子关乎基本民生，要避免人为造成剧烈的市场波动，这是基本底线。同时，对社区团购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放任不管’。”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田伯平说。

　　社区团购到底会带来什么？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作定性判断，既不能把社区团购变成一个负面案例，影响资本进入民生领域投资的积极性，也不能任由资本无节制扩张，留下“一地鸡毛”。

　　田伯平建议，各地有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借这类案例探索对这类业态监管的新办法、新模式。以基层社区为着力点、以居民需求为中心，探索政府、资本、社会的边界，形成经济治理的有效模式。(记者：潘晔、郑生竹、朱程、杨绍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